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反右、文革的长期蛰伏，经历了诸多磨难与坎坷，著名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复出了，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古典文学研究和金石碑版整理方面，并取得了较多成果，似乎他晚年与文学写作远离了。实则不然，这位创造力丰富的文坛老人，在一边从事上述工作的同时郑爽事件，还持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主要集中在上海)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散文随笔，以一颗敏锐的文心，对社会人情做出迅速及时的反应。这些散文随笔应视作施蛰存“作家身份”的继续和发展，这也是施蛰存晚年艺术创造很精彩的一部分。

施蛰存的散文创作由来已久，在1949年以前就有《灯下集》《待旦录》两本散文集行世，因其现代派小说创作的影响，散文的魅力被遮蔽了。有必要对他早期的散文创作进行简单的分析，揭示其发展脉络和走向，这样能更好地看清他在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的特点和意义。

施蛰存早期散文创作鸟瞰

民国时期，上海的报刊业发达，栖居海上文坛的作家们都依托这些报刊生存，将各式报刊视作自己实现文学理想、解决柴米油盐的平台。1922年，18岁的施蛰存积极向上海报刊投稿，多为散文和小说，他陆续在《申报》《时报》《半月》和《紫罗兰》等杂志发表等散文作品。施蛰存的短篇文言小说与文言散文有时边界模糊，整体看来，虽模仿和雕琢的痕迹明显，却清俊喜人，格调不俗，注重思想性和个性色彩。

后来，施蛰存用白话进行新文学创作，一手写现代派小说，一手写散文、随笔。1935年，他主持了文体特征明显、以发表散文小品为主的文学杂志《文饭小品》。施蛰存的散文创作随着积累的日益丰富而日趋成熟，如《雨的滋味》《驮马》《无相庵随笔》《服尔泰》《路南游踪》《跑警报》《文学之贫困》等散文名篇，充分展示了其散文的文学魅力，这些篇什都是可以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施蛰存的散文在当时就受到读者和编者欢迎，1932年，他在《申报·自由谈》上陆续发表了《《无相庵随笔》等散文随笔，语言文白交杂，笔锋犀利老辣，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可读性甚强。该栏目编者发表了一封致施蛰存的信：

蛰存兄：

示悉。尊著文字优美，雅俗共赏，绝非“鸳鸯”、“蝴蝶”之滥调可比。以后务乞源源赐稿，以饷读者为祷！[1]

该信有意将施蛰存与鸳鸯蝴蝶派区别开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施蛰存散文的可读性与艺术特色。《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十集收入了施蛰存的《画师洪野》和《绕室旅行日记》，《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十二集收入施蛰存的《读报心得》；《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十一集收入了施蛰存的《栗和柿》与《山城》。这说明，他的散文与他的小说创作一样，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文学价值，值得收藏和流布。

施蛰存在1949年以前创作的散文大抵可分成三类：一种注重文学性，是通过景物或细节描写表现敏锐人生感受的性灵散文，如《雨的滋味》《玉玲珑丛谈》等；一种注重思想性，是借用某物某事或对人生世相、或对文艺百态思索辨析的知性散文，如《绕室旅行日记》和《文学之贫困》等；一种是充满幽默与机智、却清醒地解剖社会事象的杂感，施蛰存的这类文章不多，如《无相庵急就章》中的《人生如戏》《蝉与蚁》等可归入此类。

施蛰存早期的散文、小说及其诗词创作很好地构筑了他较完整的艺文世界，如果说他的小说和诗歌以一颗精微的敏感心灵反映大都市里躁动不安、变幻诡异的灵魂，那么他的散文则似一泓平静的湖水，没有大风大浪，水面之下却深蕴着作家的人生和心灵体验。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散文艺术很好地融进了他的小说创作中，以小说集《上元灯》为例，诸如《扇》《上元灯》《周夫人》《旧梦》《桃园》和《渔人何长庆》等篇什，意境蕴藉，调子柔和，节奏舒缓，将读者带入湿漉漉的江南水乡，进入少年的多愁世界，看取别致灯盏、美味黄桃、夜色流萤、纤细小人……这些篇什，既可当作小说，也可视为散文。我觉得《渔人何长庆》一篇尤好，施蛰存控制了叙事的节奏，以散文的“絮语”方式将何长庆的生活故事娓娓道来，叙述者是平静的，何长庆是平静的，镇市是平静的，而这种平静中隐藏着深沉的悲哀与忧伤，尤其是小镇风物的描绘、空白艺术和结局的返璞归真，真是得散文写法的浸润。沈从文认为施蛰存的小说“《扇》，《妻之生辰》，《栗与芋》，即无创作组织，也仍具散文的各条件，在现代作者作品中可成一新型”，[2]实是深中肯綮。

抗日战争爆发后，施蛰存便停止了小说创作，有意味的是，他的《在酒店里》和《二俑》分别发表在1946年第3卷第4期和1948年第6卷第1期《文艺春秋》的“散文”栏，而这两篇文章作为小说文体的特征又是很明显的。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了“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丛书”，《二俑》被收入短篇小说集《团圆》中，《在酒店里》收入短篇小说集《迷楼》中。施蛰存的《他要一颗纽扣》在1940年6月12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发表，2001年该文被刘凌先生收入《北山散文集》，2002年，上海书店将其收入短篇小说集《迷楼》中。以上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反映了施蛰存小说与散文的界限的模糊与技巧的互补。

建国后，施蛰存的兴趣主要转向文学翻译，但作为海派知识分子，他对现实的敏感与介入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在政策宽松时，他也会发表一些犀利的杂文，如1956年“双百”方针出台后，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夏原和知识分子》《咬文嚼字》《倒绷孩儿》《第二第三》《外行谈戏》和《才与德》等文章，终因杂文获罪。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施蛰存的兴趣再次发生转向——转向古典文学研究和金石碑版整理。不过，他也不失幽默地写一些诙谐文字，施蛰存回忆：“另外的三十年间，报刊上没有发表过我的文章。但是，也不能说，在这一段时期中，我没有写过散文。‘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写的‘思想汇报’、‘改造日记’，倒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可惜当时不留底稿，现在无法把它们也编一个集子”。[3]

2000年，文汇出版社出版了施蛰存的《云间语小录》，该书起于1963年11月20日，有日记记载：“廿日作云间小志数则，拟成一书”，[4](P97)“十二月三十日华亭别志改名云间语小录，又作一则”。[4](P103)该书断断续续写了很多年，为文言小品，以俭省文字记录松江之风物、掌故和文化，以怡然姿态撰写云间之往古、人事和遗踪，飘逸走笔间，宛然有晚明小品的性灵风致。该书编者沈建中赞叹其中某些篇什：“那浓重的乡间色彩、丰厚的本土民风，切身的经验感怀，水乳交融，流转自然”。[5](P406)

新时期以来施蛰存散文创作概况

1980年代以来，因政治环境和文艺环境的改变，施蛰存亦如出土文物一般，与诸多老一辈文学名家一起复出，逐渐被世人所知。他过去的作品大多被再版重印，除了以各种版本面世的小说外，施蛰存的各种散文选本也一再印刷出版，其中有他早年的散文旧集，也有新时期以来新创作的散文。

1986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应国靖编选的《施蛰存散文选集》，这是新时期以来施蛰存的第一本散文集子，应国靖在序言中写道：“当读者如数家珍一般回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散文作家时，却常常遗忘了一位有独特风格、才气横溢的作家，他就是长期遭到曲解的施蛰存”。[6](P1)

据介绍，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展示交流会（以下简称大创展）是北邮的重要品牌活动，是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育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鸿雁杯”学生创新大赛是学校建立本研衔接项目成长通道、形成优秀项目挖掘孵化培育的新抓手，旨在帮扶优秀创新实践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拔尖创业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今年，大创展首次与“鸿雁杯”学生创新大赛携手共展。

随着施蛰存逐渐被公众所接受，他的散文也越来越受到出版商和读者的青睐，自1992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施蛰存散文旧作集《枕戈录》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他的散文集出版，如《待旦录》(1993年)、《灯下集》(1994年)、《文艺百话》(1994年)、《沙上的脚迹》(1995年)、《施蛰存七十年文选》(1996年)、《卖糖书话》(1997年)、《散文丙选》(1998年)、《雨的滋味》(1999年)、《施蛰存散文》(1999年)、《往事随想》(2000年)、《云间语小录》(2000年)、《北山散文集》(2001年)、《施蛰存序跋》(2003年)、《施蛰存散文选集》(2004年)和《路南游踪》(2008年)等。出版这些散文集的出版社，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湖南、江苏、江西、四川、云南、福建等地，可谓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这一时期施蛰存的散文受众多出版社的欢迎和追捧，与改革开放后的文艺政策、尤其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热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施蛰存几乎横跨一个世纪的优质散文的独特魅力。他的诸多散文，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创作的随笔小品被选入各种版本的散文选本和文学作品选，更是不胜枚举。施蛰存对自己散文的过度“火爆”的现状诚惶诚恐，他说：“我的散文，已经一编再编，现在还要选编一本，岂不成为‘一鸡三吃’？心中着实惭愧”。[7]他在《散文丙选·引言》中写道：“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九七年，我一共印出过七本散文随笔集，平均十年一本，而且其中有两本是选集，产量实在不多。如今陈青生同志又计划为我编一本散文集，采用的还是旧文。我以为可以不必多此一举，几次辞谢，未蒙允许”。[8](P1)

复出后，施蛰存与众多报刊杂志编辑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上海的三大主要报刊《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的副刊《朝花》《笔会》和《夜光杯》上，常有施蛰存的文章发表。他笔耕不辍，积极为各地报刊撰稿，即便是1983年因发现患有直肠癌入住华东医院，住院长达19个月，在此期间，读者也可以从很多报刊杂志上读到他的散文随笔。

施蛰存的散文随笔散见于全国诸报纸副刊，有以下几个特点：

特点之一：施蛰存的散文或以专栏形式出现，或以连载方式发表，语言质朴，形式活泼，内容深刻，趣味盎然，体现了他作为老编辑、老作家丰富的编排经验和不老的文心。据统计，自1980年以来，施蛰存在《文汇报》发表散文约52篇；《新民晚报》约91篇；《解放日报》约24篇；《文汇读书周报》约24篇……他在《笔会》上开设的专栏“北山谈艺录”、在《夜光杯》上发表的连载散文“卖糖诗话”、在《文汇读书周报》开设的书话专栏“杂览漫记”、在《光明日报》连载的诗话“浮生杂咏”等，都是较有影响的专栏，设计灵活巧妙，或以朴素文字点出深刻世情，或以犀利语言洞察社会人生，受到读者欢迎。

特点之二：施蛰存散文发表的范围分布广泛。除了以上提到的报刊外，他的散文还见于上海《收获》《文学报》《青年报》《书林》《书城》《书讯报》《团结报》《劳动报》《文汇月刊》，北京《读书》《新文学史料》《出版史料》，香港《书谱》《华侨日报》，台湾《联合报》《中央日报》，广东《随笔》、天津《散文》、陕西《美文》、四川《龙门阵》、辽宁《万象》、福建《榕树文学丛刊》、江西《百花洲》等，从南至北、由东到西、海峡两岸都可以读到施蛰存的散文。这些辽阔地域间的杂志报刊，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平台和公共空间，他的散文随笔或在报纸雅俗共赏的市民读者中，或在期刊的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研究者中，得到了流传。这反映了晚年施蛰存广泛的文学交往和良好的人事关系，也是他具有持续影响力和辐射力的表现。

特色之三：新时期以来，施蛰存的散文创作内容极其驳杂，涵盖了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在他早期散文创作的三种类型的基础上，其深度和广度均有很大的拓展，最精彩的是怀人忆旧的篇什和思想随笔。随着年岁增加，人事代谢，施蛰存的同龄人渐渐凋零，他用明朗细腻的文字记录了与丁玲、沈从文、傅雷、田汉、冯雪峰、孔令俊(即孔另境)、王莹、李白凤、鲁少飞、林徽音、凤子等人的交往，也回顾了自己与《现代》杂志、开明书店、震旦大学等的渊源。这些洗练文字传达了对友人和往昔生活的追怀，更重要的是曲折地传达了施蛰存关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度思考，实则是一篇篇“含泪的微笑”的知识分子小史。而施蛰存的思想随笔，诸如《乙夜偶谈》《雨窗随笔》《匹夫无责论》《人道主义》等小文，在纵横开阖间以精短文字传达犀利洞见，如匕首，直刺社会、国族和人性的弊端，寒气森然，也酣畅淋漓，读罢令人豁然开朗。这一时期，施蛰存还写了大量的书话、时评和一些游记、小品，朴实厚重，均有特色。

特点之四：因施蛰存的散文随笔注重思想性和知识性，其中一部分文章很能引起读者的争鸣与讨论，而且他也乐于参与有价值的问题的讨论。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当代文学应否写史”的讨论：1985年《文汇报》发表唐弢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他认为：“对学术思想采取容忍的态度，不为当前的文学作结论，有利于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当代文学，然则又何必急急忙忙为它写史呢？”[9]由此引发大众持续的讨论，施蛰存撰文声援唐弢，引用俄罗斯文学史写法与《史记》等材料来论证观点“当代事，不成‘史’”。[10]该文立即引来吴倩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过去事，就是史》。[11]《文汇报》的编辑对大量讨论来稿进行了综述，意欲结束这场论辩，编辑认为这次讨论“引起一定的反响，《新华文摘》等多家刊物、报纸转载了这些文章，本刊也收到大量来信来稿，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12]施蛰存意犹未尽，又撰写了《“当代”已经过去？》与吴倩商榷，却未见报，施蛰存说：“此文寄去报社，未见刊出，而编者已发表了一篇结束论辩的文章，对双方论点，不做判断，就此一刀砍断了这一场论辩”。[13](P703)且不去辨析观点孰对孰错，就这场争辩过程而言，施蛰存对现实的介入精神，对个体信仰的坚守，略见一斑。

对于读者的质疑或异议，施蛰存从来都是欢迎的。如1991年，有读者对他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莼羹》一文进行了补充，施蛰存撰文说：“在十一月三日的本报，见到章锡良同志为我那篇《莼羹》的补充，非常感谢，又非常高兴”。[14]这不仅体现老人的豁达与开明，更能体现他作为老编辑的眼光和水准——读者参与讨论，说明文章有了一定的社会效应。1929年，施蛰存与刘呐鸥、戴望舒创办《新文艺》杂志，就很重视读者的反馈和意见，他们在创刊号的《编者的话》中提出：“从下期起想在本刊另开读者会一栏，专收受读者的关于本刊的意见的通信，读者如有意见，请写些来，使我们这个幼稚的月刊能达到健康之境”。[15]此后在《新文艺》第一卷第二号至第五号，他们果然用每期近十页的篇幅来发表读者来信。1935年，施蛰存和康嗣群主编《文饭小品》杂志，就多次与《太白》和《文学》杂志展开笔战，以此吸引读者眼球。1992年，施蛰存致信古剑，为他办报纸副刊出谋划策，施蛰存说：“副刊文章引起争辩，是好事，最好的宣传方法，别怕！”[16](P196)

这一时期，施蛰存发表散文的数量特别多，这固然是老人辛勤笔耕的结果，另一方面，出版业的兴起和各地编辑部的约稿和催促也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萧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初学者提供园地，老作家也重新拿起笔来”。[17](P384)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全国报刊杂志的数量和种类迅猛发展，其中很多编辑致信施蛰存，希望他支持报刊，多发文章。施蛰存说：“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我恢复了笔耕生活，写了不少零星文字，大多是被报刊编辑催促出来的”。[18](P6)综观施蛰存新时期以来写的散文，有一些文章确是他受各大报刊编辑“监督”的“逼稿”之作。如《我治什么“学”》开篇为：“《书林》杂志有一个‘治学篇’专栏，去年，编者就来找我，要我给这个专栏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治学经验。我当时贸然答应，毫不考虑。现在编者又来敦促，要我践约交稿……”[19](P317)再如《收获》编辑约稿写成的《且说说我自己》、由《劳动报》编辑约稿写成的《〈自由谈〉旧话》、由《解放日报》编辑约稿写成的《贺〈解放日报〉副刊〈朝花〉五000期》、由《青年报》编辑约稿写成的《书目》等，均是如此。

自1983年动过手术后，施蛰存身体残疾，不能自由活动，终日在狭窄的北山楼活动，与外界失去直接联系。不过老人关心社会变化和世界动态，每天阅读大量报刊，也常向拜访他的客人询问新近发生的事情。即便如此，他对于报刊的约稿也觉如无米之炊，难于应对。施蛰存不愿敷衍塞责，应付交稿，一般情况下，不会为了赶稿而写一些应景的无内容之文章。他说：“华东师大的毕业生在主持报刊的很多，他们看得起老师，经常来约稿，我已分配不过来。今年大约《随笔》和《光明日报》副刊《东风》上，我的杂文多些，此外就临时打发了”。[16](P164)据《解放日报》编辑陈诏回忆：“我作为《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的编辑，三句不离本行，就向他约稿。他笑笑说，他已经被几家报社、杂志社所包围，大有不堪应付之感：‘目前最大的痛苦是受年龄、体力的限制，与外界联系少，接触生活面不广，真是搜索枯肠，没有多少东西可写了！’”。[20](P137)1982年12月27日，施蛰存在给《读书》编者范用的信中说：“我实在没时间写文章，每天答复六七封信，每个下午会三四位来客，既无资格请‘秘书’，又不能拿架子挡驾，一切文字工作，却靠晚饭后二三小时内做了。你看，我还有什么兴趣写文章？”[21]施蛰存在给编辑徐开垒的信中说：“回忆记写不到七、八千字，与文艺有关的回忆记，我其实已写完了，再要挤也挤不出七、八千字来。不过，我一定给你第二期写二、三千字，待我慢慢地挖掘一下脑袋”。[22]1992年施蛰存致信《散文天地》的编者邵燕祥，信中说：“《随笔》今年没有写稿，近来散文刊物多了，我都无法出力效劳。贾平凹的《美文》出了二期，我也还没有以实际行动表示拥护。对您的好意，我现在只能先谢，以后慢慢的给你适当的文稿”。[23](P203)

不过，就目前发表的林林总总的他人撰写的回忆录来看，施蛰存对于拜访者大都十分欢迎，热情款待，慷慨赠书，欣然接受约稿；也有少量回忆文章和施蛰存写给他人的信中表示出对来访者的“不合作”和冷淡。

www.234516.com

整体观之，施蛰存198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有个体鲜明的特征，他一如既往，不随大流，保持了个人的趣味和自由的情趣。更有意味的是，早年施蛰存以编辑、译者和小说家的身份进行散文创作，终不免在文人的圈子里活动，因此，这一时期他的散文更注重审美性，更突出地反映个体心灵的细微感受。1980年代以来，经过反右和“文革”这二十年间的“闭门苦学”，施蛰存逐渐向研究型学者转变——开始转向古典文学研究和金石碑版整理，并在国家高校体制中做了教授，指导研究生。因此，他在这一阶段写作的散文，很明显有一个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的转变。这里所说的“学者之文”，非指施蛰存散文为关于某行业知识的具体的阐释与生发，诚然，他的《唐诗百话》和《北山谈艺录》中的诸多篇什，既给人充满书香的智慧之思，又给人以灵动的审美感受，既展示了学术文章的深度与广度，又体现了作家的独特个性和抒情怀抱。施蛰存的“学者散文”应指他那些阅历丰赡、思考深邃、观点犀利、充满浓郁文化气息和人文关怀的散文小品。正如余光中所说：“这一类型的散文限于较少数的作者，它包括抒情小品、游记、传记、序文、书评、论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24](P128)

不过，与施蛰存报刊散文创作的“热”相对应的，是学术界对施蛰存散文研究的“冷”。与施蛰存散文选本和散文集频频出版的现状相比，关于他的散文研究是不多的，甚至可以说，大众眼中的施蛰存，小说家的身份特别凸显，而他的散文创作，基本上没有被纳入研究体系之中。然而恰恰在1980年代以来，他的散文创作延续了施蛰存早年的作家身份，并以常写常新、愈论愈深的方式反映时代变化、回顾世纪沧桑、摹写人生百态、揭露人性变异，这些散文实在是施蛰存晚年最富有诗意的生命呈现，也是他作为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精神特征之表现——不趋时政，只为内心。

各种文学史和散文研究的专著，大多谈巴金、孙犁、杨绛、钱钟书等老作家的散文创作，诚然，巴金散文的“说真话”、孙犁散文的散淡古朴、杨绛散文的冷静温婉、钱钟书散文的智慧尖刻等均各有特色郑爽事件，影响很大。这些复出的老作家，带着心灵的伤痕与隐痛重新提笔上路，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散文珍品，只是，在他们身后，可否分一点注意力给施蛰存的散文创作呢？近年来，学界已有少数研究者开始关注施蛰存的散文创作，发表了一些成果，虽然影响不是很大，却给读者提供了新的解读和理解施蛰存的视角，颇有意义。